报业常青树成舍我

□金建陵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对其少年时期生活有一段美好的回忆：父亲成舍我“每天晚饭后都要抽出半小时对我讲他的经历，并要我记录下来，整理成文，第二天再给他审改……”

1913年，年仅15岁的成舍我便踏入报界，与新闻结下了终身之缘。他先在沈阳的《健报》当校对，后升为记者。1915年，成舍我南下上海，在《民国日报》任副刊编辑，并且加入了“南社”。后因“南社”出现“唐宋诗之争”，成舍我愤而辞职，乘舟北上，欲进北京大学谋深造，但又没有中学毕业文凭。成舍我情急生智，立草万言书致北大校长蔡元培。蔡元培见信行文流畅，情辞恳切，顿生怜才之意，竟接纳他为旁听生。半年后，成舍我考试居然名列前茅，于是转为正式生。那时，他白天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晚上到北京《益世报》任编辑，跑新闻，编副刊，还经常写些社论和短评。

成舍我在新闻界崭露头角，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期。1919年5月23日，他为该报撰写了题为《安福与强盗》的社论，抨击了北洋政府当局，结果报纸被当局查封，总编辑潘云超被判刑一年；复刊后的报纸销路因此骤增，成舍我不仅没有被革职，反而代行一年总编辑职。五四运动进入低潮期，军阀之间连年混战，报纸成了军阀官僚争权夺利的工具。成舍我有鉴于此，决定辞去《益世报》职务，办自家民营的报纸。他的愿望，“第一是要说自己想说的话；第二是要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

1924年，成舍我靠着超常规的工作和节衣缩食，靠着他辛勤积累的200块大洋，办起了一张自己的报纸——《世界晚报》。成舍我给晚报立了四项宗旨：一，言论公正；二，不畏强暴；三，不受津贴；四，消息灵确。要彻底做到言论公正，不偏不倚，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晚报对于社会政治与时事，敢于持批评态度。1924年5月7日，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集会，纪念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卖国政府提出廿一条的国耻日，被军警打伤几十人。晚报即以头版头条位置披露惨案详情，并在时评中抨击北洋政府的暴行，因此受到青年读者的青睐。

晚报在抓社论、时评与“独家新闻”的同时，还精心办好副刊《夜光》，除诗词、小品外，连载了张恨水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常常是晚报尚未印出，就有许多读者在报馆前翘首以待了。这一年秋爆发了“直奉战争”，为堵住奉军入关，统领吴佩孚调张福来任前敌总指挥。吴颇迷信，以为“张福来”这名字取得好；取其“福来”之意，准能打胜仗。晚报抢到这条消息后，立即发头条新闻，但标题《前敌总指挥张福来今早出发》却把“福”字误排成“祸”字，闯下了大祸。当晚，报馆被宪警查封。说来也巧，报馆被封的第三天，冯玉祥临阵倒戈，不但不出兵山海关，反而包围北京城，软禁曹锟，吴佩孚逃往洛阳，冯玉祥当上北京的主人。5天后，晚报得以复刊。复刊后的晚报，销路大增，由原销3000份骤增到万份以上。晚报因“祸”得“福”，成舍我的名声因此大噪。果真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就在晚报声誉益隆之际，他踌躇满志，又于1925年2月10日办起了《世界日报》，日报问世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该报陆续揭载许多新闻，并募捐援助上海罢工工人。6月10日发表署名“舍我”的时评《沪案唯一之目标》，主张惩凶、赔偿。次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日报以大量篇幅刊登了有关惨案的新闻和照片，发表了署名“舍我”的时评《段政府尚不知悔祸耶》，在谴责军阀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同时，提出了段祺瑞政府引咎辞职、惩办凶手和抚恤死难者三项要求。日报的副刊《明珠》有一个时期由刘半农主编，约请许多学者名家撰稿。如鲁迅的杂文《马上日记》、《马上日记之二》，张闻天的小说《周先生》，许钦文的小说《我的父亲和兰花》，沈尹默的旧体诗《杂感七首》等。副刊《明珠》还发表张恨水的长篇小说《金粉世家》，连载2196次，历时7年，成为风靡一时的小说。日报版面扩大后，增出“世界日报副刊”，《世界日报》创刊半年后，即1925年10月1日，由原先第五版的画报版，改出单张画报，即《世界画报》。《画报》一般随日报赠送，不再收费。不到两年的时间，一个集“日、晚、画”三位一体的“世界”报系便形成了，资本达到几十万元。至此，成舍我成了在我国报业史上第一个独立办三个报的报人。

1926年，军阀张宗昌占据北京，《京报》社长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相继被他以“勾结赤俄”的罪名枪杀。就在林白水遇害的第二天深夜，成舍我刚看完日报的大样，上床不久，忽然人声鼎沸，若干宪兵蜂拥而入，说：“宪兵司令部王司令（琦）请你谈话。”随即将他押上卡车带走。报社同人都认为成先生此去凶多吉少，恐怕要遭到邵、林同样的命运。路透社甚至抢先发出电讯：“成氏已被处决。”成被抓走后，他的夫人杨璠连夜到北方军政界被尊为“三元老”之一的孙宝琦府上泣跪求救。翌日晨，孙就亲自造访张宗昌，提出释放成舍我事，几经交涉，至第四天才放人，使站在鬼门关边缘的成舍我得以生还。

获释后的成舍我，深居韬晦。直到1927年4月，才借采访之名离京南下，并于1928年3月在南京创办了第一份民营报纸——《民生报》。社址在汉西门石桥街公字40号。成舍我借鉴以往办报的经验，决心把《民生报》办成“小型报”，每日发行四开四版（后增至四开六版）。三个副刊《言林》、《花果山》、《小茶馆》则是由报界“三张”（张友鸾、张恨水、张慧剑）之一的张友鸾来主编，内容各具特色，趋向大众化、平民化，多彩有趣，自然也能吸引不少读者。再加上《民生报》在“开源”上恪守“永远保持一元钱看三个月廉价报纸的最低价格”的原则，读者订户与日俱增，日销量甚至超过了号称“日销三万”的《中央日报》。

1934年5月，《民生报》的记者采访到一条新闻：国民党行政院盖大楼，建筑商贿赂汪精卫的亲信、行政院政务处处长彭学沛，给他修了一幢私人别墅，以致在主体建筑上偷工减料，而且屡次追加预算。时任《民生报》总编辑的张友鸾听说彭学沛是成舍我妻子萧宗让的姑父，故处理这条新闻时有些踌躇，他拿着稿子去问成舍我。成舍我说：“既然确有其事，为什么不刊发？”后新闻检查机构又将这条新闻扣发，但成舍我以扣发这条新闻与有关规定不合，坚持予以刊登。汪精卫见后大怒，就以“不服检查”罪名通知南京警察厅罚令《民生报》停刊3天。但是，《民生报》复刊时，又刊登社论，说明被罚经过，声言将依法抗争。后汪精卫又指使彭学沛向法院提出控告，成舍我出庭答辩，慷慨陈词，把彭的指控驳得体无完肤。彭因此恼羞成怒，虽经朋友从中调停，由彭自动撤回诉控，但彭总想借机报复。7月20日，《民生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民族通讯社的一条消息，题目是《蒋电汪、于勿走极端！》，向外界透露了汪精卫、于右任的争执以及蒋介石的干预，触怒了蒋、汪，汪通过杨永泰请蒋电令宪兵司令谷正伦，“立刻查封《民生报》，拘办负责人，并严究消息来源。”谷正伦接电后立即查封了《民生报》和民族社，并逮捕了成舍我等四人，拘禁达40天，并永远不准《民生报》复刊。成舍我被释后汪精卫又派人对他说，只要成舍我向汪写一封道歉信，汪就可以收回成命。来人还劝他：“新闻记者和行政院长碰，总要头破血流。”成舍我当场严词拒绝，并说：“我和汪碰，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因为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民生报》虽然在南京停刊了，但成舍我并不灰心，又在上海办起了另一份小型报《立报》，销路常超过20万份，打破了我国自有日报以来发行量的最高纪录。随着上海的沦陷，《立报》也被迫停刊。成舍我辗转到香港，又办起了《立报》。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立报》再度遭到扼杀。成舍我后半生在台湾度过，长达三十多年的报禁让英雄顿失用武之地。所以1988年当台湾报禁一开放，成舍我便以91岁的高龄雄心勃勃地办起了台湾《立报》。虽然规模、声势已不能与当年的上海《立报》相比，但他坚毅执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使成舍我这个名字成为中国报业史不能回避的话题！

（本文照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赐赠作者）

（载江苏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主办《钟山风雨》2006年1期）